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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第一代法官，中國張思之走第一代律師張思之走完了95個跌宕起伏的第代春秋。6月24日13時25分，律師一顆熱愛自由的什懷心停止了跳動。
張思之曾為“四人幫”辯護，中國張思之走也曾為聶樹斌鳴冤，第代代理了吳英案等知名案件。律師讓他備受尊敬的什懷，是中國張思之走他屢敗屢戰的執著，試圖將一個又一個案件推向公正的第代終點。
相對于“中國最偉大的律師律師”，身邊熟識他的什懷人更喜歡叫他“行者”或者“開心果”。這些親昵的中國張思之走稱謂，勾勒出一個可愛的第代張思之，拉近了他與我們的律師距離，也讓我們透過他的一生，了解中國律師制度如何從無到有，思考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律師，以及更重要的：我們要做怎樣的人？
談到張思之，繞不開他曾為“四人幫”辯護的經歷。
“四人幫”案公開審理，恰逢中央重新啟動律師辯護制度的恢復期，沒有人愿意擔任辯護組組長，擔子最后落在了張思之肩上。在很多人看來，張思之仍在允許的空間里，將律師的職責發揮到最大程度，為他的辯護對象李作鵬摘掉了2個虛有的罪名。
張思之為“四人幫”辯護。
但張思之回顧那段經歷，卻是充滿遺憾。他說，當時自己對“四人幫”深惡痛絕，在咨詢江青是否請他擔任辯護人時，少了一點耐心，江青拒絕了，庭審期間她為自己辯護。
張思之后來覺得，給江青辯護盡管有壓力、有難度、有挑戰，但對法治的健全完善，對律師的歷練成長，卻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這個意義甚至會超出審判本身。“我沒能為中國律師把握住這個歷史的機遇，我經常為這個重大失誤而懊悔。”他說。
這個事件帶給張思之一些反思：“可以不喜歡當事人，但是不能剝奪他的辯護權，因為律師不可以違背自己的天職。”任何人都有要求辯護的權利，律師應保持職業化的道德中立，不帶私人偏見。
1927年，張思之出生于河南鄭州。11歲時，日軍轟炸鄭州，他輾轉到了四川。1947年，張思之考入朝陽大學學習法律。1949年參與接收北平法院，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法官。
不久后，國內運動風起云涌，張思之的“敢言”，讓他在此后的多次運動中成為重點批判對象。但因為揭發不出問題，最后都沒有下文。
1956年，張思之離開法院，加入北京市律師協會籌備委員會，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不久后，風浪再起，張思之被劃為右派，1958年下放到昌平一個小山村勞動改造，直到1972年，張思之被調到垂楊柳二中教初中語文，結束15年勞動改造的漫長歲月。
張思之每每回憶這段時光都感到痛苦，“人生中最美好的階段就這么被浪費了，但比這更痛苦的是受愚弄”。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方流芳認為，張思之從來沒有被征服過，從眼神就能看出：他眼睛里流露出來的不是閃爍的、忖度得失的眼神，而是一種很少見到的、從來沒有被放棄過的驕傲、勇敢和誠實，人一旦被摧垮，就失去了這種眼神。
然而，有些印記還是無可避免地留了下來。張思之說，幾十年來，他不間斷地會在夢中重復這些經歷，常常在惡斗之中驚醒。
“屢敗屢戰”這四個字，幾乎可以用來概括張思之的律師執業生涯。這無疑是一個美好的品質，但這個抽象的詞卻不經意掩蓋了失意者每一次失敗后的痛苦，尤其是對一個理想主義者來說。
曾跟著張思之辦案的付可心，已多年不做訴訟，但當年的經歷至今猶在眼前。
1985年，付可心從北大法學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律師協會。1990年左右，她開始跟隨張思之接案子。
倆人走南闖北，為“壞人”辯護，為蒙冤者申訴。在眾多的案件中，倆人經常敗訴。每一次失敗，付可心都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每次老爺子都不同意她辭職，“這些事總得有人來做”，張思之堅信，總有一天會有用的。
張思之也曾萌生退意。1990年初，張思之接手一個重大且敏感的案件。宣判被告有罪的那天深夜，張思之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大哭一場。他為自己未能給予有力的幫助而心情沉重、徹夜無眠。 這次挫敗甚至讓張思之發狠：“再也不干了！”。但之后，他的工作和辯詞受到律界前輩和社會各界的肯定，他重拾回一些信心和勇氣。
在矛盾中煎熬和搖擺，張思之曾說，律師的黃金時代還在遠方向我們招手，為了這一天的日近，我們應堅持不懈，鍥而不舍，百折不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表告別辭，都不說“再見”。張思之覺得自己“不能躲，不應逃”。
他懷抱著“中國總得有人站出來講話”的使命感。他說，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一條。
付可心認為，張思之有著戰亂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所具有的責任感，和舊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的情懷，當然這一切也和張思之的個性有關。張思之曾說，自己兒時曾受姑姑撫養過一段時間，姑姑的敢講心里話、敢打抱不平，讓幼時的他印象深刻。
說真話需要勇氣，張思之曾收到死亡威脅，更常見的嚴重后果，是可能會隨辯護對象一同“進去”。張思之在代理的多個重大敏感案件中，堅持履行律師的職責，又不至于“撞墻”，在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斯偉江看來，在于他的智慧和相對保守。
斯偉江說，智慧在于理想和現實的適當調和，保守是對社會現狀的認可和對進步需要條件的熟慮，不作無謂的犧牲。方流芳認為，張思之總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做事，也鮮少在法庭之外談論案件。
張思之反對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在他看來，用極端的方式表達結果是傷害了整個群體的活力和行動力。
沒有人比張思之更熱愛律師這支隊伍，《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說，他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行業雜志上，意在打造一個律師基地。
1983年，張創辦《北京律師》，編寫、講解案例，歸納辯護的不足。創刊的那幾年，差不多每天工作12個小時，最多時15個小時。
張思之記得，有一天下班后，他孤坐沙發，累得連碗面都不想煮，當時又沒有條件經常下小館，從柜子里摸出來一塊干饅頭啃了起來。啃著啃著，心生不平：難道這就是中國律師的生活！竟然掉了眼淚。但又馬上告誡自己，為個人生活的清苦而落淚，怎么這樣沒有出息。類似的思想波動，日后再也沒有發生了。
張思之的部分著作
張思之的生活并不富裕。一位業內人士說，張思之本可以用他的名望去做一點商業大案或能賺大錢的案件，但他沒有，代理的都是草根的案子，有的人甚至交不起律師費。他也沒有像樣的一套房子，這些年住的是律所幫他租的房子。
“律師可以清貧，可以平凡，但不能吹吹拍拍。” 這是張思之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后繼者的期待。
對于律師這一群體，外界的印象可能是：社會的精英，衣著得體，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然而，近年來卻不斷有中青年律師的訃告傳出，在長時間、高密度的勞累下，這一群體發生猝死的情況并不罕見。年輕律師的薪資整體水平，也并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高。
在時代和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當下為“壞人”辯護更需要勇氣。然而，正如斯偉江指出，現在普通年輕人熱心的還是生存問題、吃飯問題、發展問題。很少有年輕人對政治性案件感興趣。
張思之是悲觀的，他對當今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律界生態感到憂慮。他的心情也是復雜的，一方面寄希望于年輕人，另一方面又盡全力保護年輕人。在敏感性案件中，他總讓付可心躲在后面，自己打頭陣。
他說，年輕律師風華正茂，還有好多事要做。如果需要有人上菜市口，那個人應該是我。
維護律師的權利，張思之不留余力。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令記得，張思之是在自己人生最灰暗的時候出現的。2006年，王令在天津南開法院辦理立案，遭到時任行政庭庭長王學林的毆打（筆者注：王學林此事后被免職，又因涉嫌貪污受賄被公訴），之后有傳言說要抓他坐牢。不久后，王令接到張思之的電話，倆人約在一座大廈的大堂見面。來自律界老前輩的鼓勵，讓少不更事的他不再感到害怕。
付可心說，張思之對待年輕人非常寬容和友好，很會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如果你說得有道理，他也會采納。這就是為什么他身邊總有年輕人圍繞著。
付可心是張思之手把手帶出的律師，兩人雖是師徒關系，但相處起來卻很平等，甚至經常因為觀點不同而激烈爭吵。她說，張思之不會指責你哪里做得不好，也不會對你提出嚴苛的要求，他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做示范。
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一開始她的辯詞寫得不夠好，張思之會另起爐灶再寫一篇，于是她不斷模仿學習。后來張思之會在她寫的辯詞上進行大量刪改，漸漸修改的地方越來越少，直到最后兩人分工，各自完成一部分。她就這么慢慢成長起來。
孫國棟記得，恢復律師職稱制度后，有一個正高職稱名額。當時大家都認為張思之是這個職位的不二人選，但張思之有意不去參評，他并不期待自己的名片上印著“一級律師”的頭銜。
對于“榮耀”，張思之甚至到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步。他也很反感被稱為“大律師”，通常以“你算了！別笑話我了！”作為回應。但是對方要是再多贊美一句，他有可能真的會生氣。
在張思之的評判標準中，對一個人最高的贊譽是“勇者”，是在執業中有著足夠的、始終如一的道義勇氣，具有奮起批判一切舊東西沖破禁區的理論勇氣的人。然而自己只是一個缺少大勇氣質，大勇膽識的平凡老兵，萬不可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如果說有什么美好品質是張思之親口承認并引以為豪的，那就是“執業中時生激情”。但如今我們卻可以說，這股激情幾乎貫穿了張思之的整個執業生涯。
張思之的確萌生八十歲退休的想法，但80歲生日那天朋友們的祝壽，與志同道合的人的相聚，給了他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那天張思之說，我要以一個普通律師的名義，向弱勢大眾表達我們綿綿不盡的誠意。他們對法治的渴望，以及對維護自身權利的執著精神，自始是哺育我成長的母乳。
考慮到體力還行，張思之決定干到干不動為止。“吃飽混天黑的日子，我不干！”他說。
在2014年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講座中，87歲的張思之聊起自己上個禮拜出的一次庭，法官問張思之的朋友：“他（指張思之）能來嗎？要拄拐杖吧？”，那天庭審從上午10點一直開到晚上7點半，“告訴諸位，精神抖擻！” 說到這里，張思之故意提高了音量，聲音洪亮而清晰，引來臺下的笑聲和掌聲。
付可心記得，張思之回來就炫耀：“我看誰能把我累倒”。她不敢想象，一個80歲老人的工作強度，一點也不遜色于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然而，也是在那一年，張思之突發中風，還能行走，但語言中樞受損。但在付可心看來，老爺子未必不是因禍得福，她擔心老爺子的“敢言”再次為自己招致無妄之災。
張思之走后，王令說，自己反而能睡個好覺了。
自兩個月前張思之重病入院以來，醫院下了好幾次臨終通知，每次王令都會急匆匆趕過去。看著老爺子受罪，王令的心總懸著，沒睡過一次踏實覺。
張思之曾在垂楊柳二中教過語文，當時的學生如今也已垂垂老矣，其中一位老先生特地趕來北京送老師最后一程，他給女兒打電話，哭到不能自已。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傷心？王令和家人聊起，這不僅是因為老爺子的離去代表一個時代的落幕，更是因為他實在是一個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王令說，和張思之相處會覺得非常舒服、平等，他從不把自己當作什么了不起的人，你能感受到他的尊重和真誠。
張思之的待人接物，在很多敘述者的記憶里得到重現：你剛進他家門的時候，他會立刻端上一杯提前泡好的熱茶。在一次旅途中，一個年輕人因為貪睡錯過酒店早餐，張思之變戲法似地，從袖子里掏出一顆白煮蛋。如果聽到冒犯女性的玩笑，他不好當面說些什么，只好輕輕離席。每次聚會，他總是第一個到飯店迎接客人，堅持送走最后一個客人，這條規矩雷打不動，直到去年年底，虛弱到在輪椅上無法起身為止。
張思之始終堅持著這些如今可能會被稱作“老派”的禮儀，他從來不遲到，與人交談時從不中途接聽電話。有的時候，他甚至還會要求親密的人也遵守這些禮節。他總是體面尊嚴，干凈漂亮，讓人喜愛。
張老爺子是一個至情至性之人，容易因他人的苦難和不公現象而流淚，高興時也會手舞足蹈。“他那真誠開懷的朗笑，常常是在享受一塊紅燒排骨之后，再與晚輩們碰上一杯，而且是不輸一杯的得意之后”文史學者李冬君稱他是又老又堅強的“開心果”，他喜歡逗別人笑。
王令曾問他，你最大的缺點是什么？老爺子回，我愛開玩笑，這一點容易得罪人，不是所有人都開得起玩笑。
王令不談張思之那些為人稱道的事跡，聊得更多的是生活中那個可愛的老頭。因為倆人都愛到處尋覓美食，王令稱他們二人是“饕餮”。老爺子退休工資就那么點，每次吃飯還搶著買單。有一回老頭子急著去結賬，沒注意拿著張房卡就去了，這件事還被王令調侃了好久。
一談到老爺子，王令還是忍不住落淚，“哪怕是老爺子中風之后，散發出的能量已大不如前，他依然是我生活中最大的精神支柱。”
王令說，他一生都在行動著，這種行動不是盲目的，而是包含了思考，行者思之。張思之的口述自傳《行者思之》的書名，就是王令在和張思之、孫國棟一起喝酒時想到的。
張思之離去至今已近1個月，人們仍在訴說著關于他的點點滴滴，有的人發奮要沿著張老的道路徐徐前行。斯偉江曾說，紀念和追隨先行者的最好方式是，以他的方式，在各個不同的領域，勇敢而謹慎地前行。
正如張思之生前所說：“勇敢地做一位智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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