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歲的運輪李家根在家里燒火做飯。2015年因緬北戰(zhàn)亂，回貧他逃難到中國境內。困和南方周末記者趙明攝
當幺兒在山坡上拾到一枚小腿肚子那般粗的戰(zhàn)亂中炮彈殼時，父親李本怡又想起9年前被炮彈追著跑的浮年緬北歲月。于是邊境，他拿起一面國旗，線上二話不說，命代沉將其插在自家竹棚頂上。運輪
國旗迎風招展，回貧桿子割出一道剪影，困和遠遠望去，戰(zhàn)亂中像一座孤獨的堡壘。
在中緬邊境線的云南山村里，國旗是避免緬北炮彈落入的“護身符”。在這樸素的避亂情緒之下，37歲的李本怡對國旗有著更為復雜的情感：2015年他和諸多緬甸邊民一樣，避戰(zhàn)遁入云南群山中。在漫長的煎熬里，他想起父輩原是居住在中國境內的村民，于是試圖證明自己是中國人。
“沒有身份，啥都干不了。”2024年2月17日，春節(jié)剛過完，李本怡便盤算著回一趟祖籍地，再找一次戶口。
據多位受訪者估算，以云南省鎮(zhèn)康縣勐堆鄉(xiāng)蚌孔村為聚點，方圓十幾公里范圍內，散布著百余戶逃難而來的家庭。這是一個較為龐雜的社群，其中有信奉基督教的傈僳族教眾，也有李本怡這樣從中國遷徙過去的漢民，而更多的人，則是曾為中國籍貫，因為年代久遠無從追溯的華人。他們普遍有著較強的宗族觀念，和中國境內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聯(lián)。
他們也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一家數代人的命運在中緬邊境線上往復輪回，那些常人最基本的身份特征，早已被戰(zhàn)亂、貧困和歲月消磨。
村民更愿意用寨子而不是國別區(qū)分彼此。
李本怡產生尋找中國身份的念頭，多少受了點鄰里余關勇的影響。“坐車、住酒店，現(xiàn)在干啥都要身份證，沒有身份，就寸步難行。”余關勇是90后，埋頭在廈門務工，已經有三四個年頭沒有回家過年了。
余關勇出生在緬甸，六七歲時，被送回蚌孔村外婆家上小學。外婆家在老沈寨，它和毗鄰的大寨，同屬蚌孔村的村小組，是緬甸果敢地區(qū)入境中國最近的村寨。余關勇說，讀書時住外婆家，放假時回到緬甸父母家，十幾里山路，要走上很久。
他說，現(xiàn)在國界線上拉起了鐵絲網，涇渭分明起來。而在此之前，這里山連著山，親戚連著親戚，在人們的生活感知中，邊境線是模糊的，“走小路，來去自由”。很長時間里，民間的經濟、社會交往頻繁，村民更愿意用寨子而不是國別區(qū)分彼此。
在滇西山區(qū)，寨子是生存的紐帶。農戶傍田而居，散落于輻輳的山體間，在山谷束口處，聚合為一個小聚居點。寨子間相互通婚，形成一個錯綜復雜的熟人社會。
“很多人都來我們家問，怎么找到（身份）的？”2015年緬北打仗，余關勇全家遷回老沈寨，前幾年又起了新屋，令旁人羨慕，“大部分人打工都出不去，哪里有錢蓋房”。前來請教的老鄉(xiāng)絡繹不絕，他成了老鄉(xiāng)口中老沈寨大青樹旁的“大勇”。
能夠找回身份，主要依靠的是母親的血緣。余關勇的外公外婆、舅公、姨媽仍生活在老沈寨，街坊四鄰也都默認余關勇是家族一員。盡管如此，至親關系得到法律層面的認可，也費了一番周章。
不過，大勇說，首要問題是生計。沒辦法出遠門打工，擺在眼前的現(xiàn)成活計是摘茶葉。勐堆鄉(xiāng)是大青葉普洱的重要產地，每年有著長達八九個月的采茶期。這是個慢工細活，成年熟練工一天采茶量不過二三十斤，每斤報酬六七元。
到了九、十月份，直到來年的二月底，是甘蔗的收割期。砍甘蔗比采茶辛苦，先砍倒甘蔗，再用竹絲打成捆。20根為一捆，五六十斤重，能賺到2.5至3.5元。“老緬”吃苦耐勞，云南老表也照顧幫襯，邊民們算是有了口飯吃。
不過實在辛苦，大勇沒讓父母再去賺這個血汗錢——他在外地干水電工，每月能有六七千元收入，對于果敢老鄉(xiāng)而言，可謂一筆巨款。當地派出所為緬甸邊民登記發(fā)放“外籍人員識別卡”，不過只夠支持他們去到縣城找零活，在飯店當服務員，在工地上搬磚，也就比砍甘蔗強點，但需要定期回住地重新蓋章。
雖然只有中學文憑，余關勇已算是“文化人”。畢業(yè)后，他在緬甸果敢地區(qū)杏塘鄉(xiāng)的一所民辦學校，找到一份教職，課本是中國九年義務教育教材。2015年之后在云南山坳里，外邊來的志愿者用帳篷搭起一座臨時小學，他又在此當了兩三年老師。
2016年12月17日，蚌孔村老沈寨，余關勇在帳篷內給孩子們上數學課。南方周末記者趙明攝
2015年緬甸戰(zhàn)爭過后，零星的游擊戰(zhàn)又持續(xù)了很久。“在這期間，炮彈又落過來了，搬過一次。”幾經沉浮，這所臨時學校于2018年解散。
如此境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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