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金經理同時管理多只基金拖19被稱為“一拖多”現象,最多亦被基民戲稱為“超載”。超載這些基金經理管理的金經基金規模自然不小,與規模掛鉤的理真力薪酬亦水漲船高。但他們確有為基民賺錢的有超能力嗎?
2025年1月23日,中國證監會主席吳清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拖19要進一步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和薪酬管理制度,最多著力強化基金公司、超載高管、金經基金經理與投資者利益的理真力綁定,防止出現重規模、有超輕回報拖19經營傾向,避免片面地追求規模,最多不重視投資者的超載回報。
基金經理“一拖多”現象是否普遍?這些基金經理是否確有超越同行的賺錢能力,還是純粹片面追求規模?海外是否存在同樣的現象?
早在2024年10月,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制2024年“金標桿”——公募基金損益榜之債基榜(詳見《89家基金公司2041只債基,誰跑贏誰跑輸?)時,已發現基金經理“一拖多”現象頻仍。
南方周末此次將基金經理“一拖五”或以上的行為定義為“一拖多”現象,并對全市場2810只主動管理型基金進行研究發現,一拖多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業績分化較大;再對比研究美國25083只主動管理型共同基金發現,一拖多現象亦不罕見。這說明基金業“一拖多”并非我國獨有現象。但不同的是,國內基金經理薪酬掛鉤多偏重于基金規模,而美國則多偏重于業績。 ???????
基金經理“一拖多”現象有多普遍?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根據Wind數據篩選統計后發現,截至2025年1月17日,國內共有417個公募基金經理存在“一拖多”行為。其中,8個基金經理同時管理著10只或以上主動型基金。更有甚者,一個基金經理“一拖十九”,即管理了19只基金。
有意思的是,這8個基金經理管理的多只基金均成立在2020年以前。當年,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下稱“中基協”)發布的《基金經理兼任私募資產管理計劃投資經理工作指引(試行)》(下稱“指引”)明文規定,基金管理人應當確保兼任基金經理具備充分履職能力,合理調配同一基金經理管理的公募基金和私募資產管理計劃數量,原則上不超過10只。
上述8位基金經理的“一拖多”屬于“擦邊”行為。
哪些基金管理公司“一拖多”現象最泛濫?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根據Wind數據篩選統計后發現,32家公募基金公司存在“一拖多”現象。廣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為突出,20個基金經理同時管理著5只或以上主動型基金。
這種現象在哪種類型基金中較多?
研究發現,“一拖多”現象程度高低依次為混合型基金、債券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與這三類基金在全市場中的占比類似。由此可見,“一拖多”現象在不同類型基金中的比例相當,是全市場的普遍現象。
但基金經理“一拖多”現象并非中國獨有。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統計研究發現,截至2025年1月17日,美國1700多個基金經理存在“一拖多”行為。雖然“一拖多”比例遠低于我國基金業,但夸張的是,其中一個基金經理同時管理221只基金。
“超載”之下,基金經理是否能力超強,可以兼顧不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計算得出,國內417個“一拖多”基金經理旗下基金一年期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極差均值為8%(詳細計算方式看上圖備注)。通俗而言,在同一個基金經理管理的所有基金中,不同基金一年期收益率最高與最低差值達8%。
而在美國“一拖多”基金經理所管理的所有基金中,這個差值僅為5.82%。
“一拖多”基金經理因旗下基金較大的業績分化而被質疑概率博弈。對此,一位公募基金經理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解釋稱,有的基金經理能力圈很大,發行多個不同投資風格或不同類型的基金無可厚非。與此同時,很多行業有周期輪動性,同一個基金經理管理的每只基金收益率有較大差異亦是正常現象。如果從分散配置的角度看,在能力圈范圍內發行不同類型的基金較為合理。希望公眾能夠從更寬容的態度理解這個問題。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比對前文提及的8個基金經理的業績。這些基金經理旗下基金極差較大(最高達19%),但1年期、3年期和5年期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均值均為正數,且與同類型基金的收益率均值相當。
但個別“一拖多”基金經理管理的多只基金整體業績較差。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根據Wind數據統計,5個“一拖多”的基金經理旗下基金1年期、3年期和5年期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均值均為負數。其中,多年以來備受基民關注的明星基金經理劉彥春赫然在列。Wind顯示,截至2025年1月17日,劉彥春管理的6只主動型基金的1年期、3年期和5年期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均值分別為-1.56%、-26.09%和-3.58%。
上述研究表明,“超載”并非我國基金經理獨有現象。即便在我國,基金經理“超載”亦不違規。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調研發現,對于基民而言,基金經理能否為其賺錢才是關鍵。換言之,基金經理需有匹配其“超載”體量的專業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如何決定基金經理是否“一拖多”,如何考核“一拖多”的基金經理,更是基民最為關切的話題。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發現,雖然《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指引》已明確規定,不得將規模排名、管理費收入和短期業績等作為薪酬考核的主要依據,但不少國內基金公司對基金經理的考核仍與規模有較強的關聯性。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國內各基金公司薪酬體系并不透明。基金公司仍可繞道將薪酬與規模掛鉤。未來,若基金公司能公開薪酬考核體系,并讓社會公眾監督執行,基金公司站在基民角度考慮問題的可能性將大幅提升。
美國基金業的做法值得借鑒。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曾在2004年8月23日通過一份關于要求注冊管理投資公司披露有關投資組合經理信息修正案。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發現,在此案約束下,采取長期業績考核機制的投資公司或基金公司脫穎而出,并且擁有比施行“規模為王”考核機制的公司更高的基金經理留存率。
與此同時,美國大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對“一拖多”基金經理管理的基金采用“多管一”的模式,即這些基金經理管理的基金至少配備一個聯席基金經理。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深度分析這些基金經理的情況后發現,這種模式或可解決一個基金經理能力圈的限制,從而使其管理的多個基金達到風險可控和收益可觀的效果。
以富達管理與研究公司的兩位基金經理Andrew Dierdorf和Brett F. Sumsion為例。根據Wind數據統計,兩人至少同時管理了221只基金,這些基金近1年累計單位凈值增長率均值為7.22%。根據公開信息可知,Andrew Dierdorf曾有過保險精算的工作經驗,Brett F. Sumsion則有多年的資產配置和組合管理經驗。
國內基金管理公司較少采用“多管一”模式。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還發現,即便有公司采用類似模式,亦是“老師父”帶“新徒弟”模式,而非能力圈互補模式。這或與當前國內基金經理較多,但某一方向能力出眾的基金經理較少的現象有關。
上述接受調研的公募基金經理向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分析稱,目前“好”的基金經理不多,所以要盡量讓“好”的基金經理多發基金。唯有如此,公司才能最大化地發揮這些基金經理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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