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云上會議室，股東人2300余位不曾謀面的全民“股東”，正在審視自己毫無現金回報的公益觀察公益“投資對象”。
“我們整個人力成本達332萬”，品牌滿天星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滿天星公益”）創始人梁海光，科普在公布2021年成本費用維度前三位時說道，股東人“去年年底全職員工達到30人，全民人均稅前收入9.5萬。公益觀察公益”
話罷，品牌線上會議室的科普評論區里有“股東”產生質疑，“做公益還能賺這么多？股東人”“這么多善款都用在開工資上，不合適吧”......
梁海光隨即解釋道，全民“我們整個團隊平均年齡是公益觀察公益33.5歲，平均工齡超過10年，品牌其中絕大部分是科普項目人員，而非行政管理人員。”但相關討論一直持續到其介紹完人力成本部分。
公益人該不該拿工資？該拿多少合適？這些公益行業十余年爭論過后已有共識的話題，如今在公益機構開放自己、坦誠相待時，卻不得不再次面臨新人群的“爭吵”。
“你們的平均工資除以12，大概每月不到8000左右，距離廣州市的社平工資（社會職工平均工資的簡稱）還有一定距離”，不同于部分線上“股東”的看法，作為觀察員的恩派公益創始人呂朝，則將問題的靶點定在“離職率”上。
在他看來，滿天星公益總部所在地廣州的物價不低，“大家除了公益理想之外，還得養家糊口，你怎么留得住這些人？”
是高？還是不夠？
梁海光直言這句話戳到自己心里，“將心比心，對比他們的工作年限、學歷水平、能力，這樣的收入確實不高。”
“扣掉五險一金也就五、六千塊錢，廣東的房租還得兩三千”，北京彩虹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商凝瑤直言，這樣的工資很難支撐公益人稍顯體面的生存，“總不能做事的人，真的靠用愛發電吧。”
不過在面對“高”或“不夠”的討論中，此時答案看起來沒那么重要。即便在業內，這樣的爭論也曾持續過一段時間。
問題在于現實環境已然帶給梁海光等一眾公益從業者“心虛”之感。梁海光直言在制作財報時，花了很大心思反復調整，擔心“股東”們質疑為什么把這么多錢都花在人力成本上。“實際上，沒有專業的團隊就無法做好項目”，他說起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有些無奈，“甚至還有同事是降薪招進來的。”
當公益理想遇上“柴米油鹽”，剛剛從某公募基金會離職的95后項目經理小雪（化名）感嘆，“不能實現雙向奔赴也就罷了，別工資太低影響生活。”她表示，“一起畢業入職大廠的同學工資比我高多了。”
基于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對公益傳播多年來的觀察，關于薪資的討論也只是公眾與公益行業之間存在“高墻”的一個縮影。實際上，這次“股東大會”本身也受到一定的質疑，有“股東”表示，“留著這點做視頻的錢做公益不好嗎？”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確的是：這次公益“股東人”大會是不是公益行動的一部分？
根據此次活動平臺支持方騰訊公益的表述，“騰訊公益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即每一個參與騰訊公益平臺項目的愛心網友）組成，目的是為了保障廣大“股東人”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
而這恰是互聯網公益的價值點和生命線——公益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南都公益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徐永光曾撰文寫道，“中國所有成功的公益品牌，都恪守自愿和透明兩條‘鐵律’，把社會信任作為生命線。”
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捐贈者提出質疑的目的為何，這樣的擔憂本身無可厚非。公眾對于其捐贈的每一筆善款都理應享有監督權，這也是中國公益近四十年發展歷程中，一次又一次陣痛后積攢下的教訓。
“過去我們在這個領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徐永光曾在受訪中坦言。
在制度、規則并不完善的當時，公眾善意被肆意濫用，慈善捐贈游走在蓋著幕布的捐款箱里，去處難知。
根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下簡稱“中民慈善”）發布的《2010年全國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現狀報告》數據顯示：42%的組織表示沒有專門的信息披露辦法。37%的組織沒有專人負責信息披露工作。更深層的問題，則是披露的程度和方式不被高達90%的公眾所接受。
這樣的數據發生在汶川地震、南方雪災等多次捐贈井噴后。根據這份報告表述，約有75%的慈善組織“完全不披露或僅少量披露信息”。
這些數據背后潛藏的風險，在僅僅半年后便爆發出來。2011年中，“郭美美事件”的輿論洪流席卷中國大地。
“三天毀掉一百年。”時任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對此感到震驚，“一個有著107年歷史的紅十字會，怎么會在一個小姑娘郭美美的沖擊下產生這么大的問題？”
此前許多不愿信息公開的公益機構，也在這次輿論事件中“自食苦果”。同樣據中民慈善此前公布的監測數據：自該事件后，當年7月全國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環比下降50%，慈善組織6到8月的捐贈額降幅更是達到86.6%。
該事件的負面影響，甚至在2020年疫情期間武漢紅十字會風波中延續。
不過如此境況似乎遲遲沒有獲得徹底改變。2021年11月發布的《南方周末中國公益品牌榜及其觀察報告》調查發現：傳播效果方面，即便是已經上榜的基金會，在外部渠道的賬號更新頻率依然低，只有35%的基金會可以做到日更或周更；此外，上榜基金會開通的絕大多數賬號閱讀量及點贊量較低，“自說自話”現象仍然嚴重，近半數項目信息傳播鏈路閉塞，傳播內容為通稿式的宣傳口吻，缺乏趣味與深度，故事性薄弱，難以調動受眾共鳴。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認為，一個優秀的公益品牌，意味著對社會資源的巨大影響力，也從側面反映了社會公眾對公益組織和公益項目的評價和情感認同。
雖然時至今日，公益與公眾之間那堵現實的墻仍然橫亙其間，不過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應用，越來越多的點位得以洞穿，并被更換為“玻璃”，透明度進化已然成為公益發展的核心態勢。
2020年99公益日期間，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騰訊基金會”）發起人陳一丹表示，“讓捐贈在透明的玻璃世界旅行。”并將此觀點付諸行動。
2021年9月初，“不要燙傷我的童年”項目涉嫌違規套捐一案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網絡發酵，網友的質疑不知凡幾。仔細分析這一事件的發酵脈絡，互聯網環境發揮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對于騰訊公益而言，依托于數字化技術預先建立的平臺信息透明機制，也讓這一事件的負面影響得以逐漸消弭。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件事情也給中國公益事業再次敲響警鐘：濫用公眾信任的行為不會輕易消失，并且會隨著公益事業的發展而不斷變化。
這起套捐事件使用所謂“又做公益又報銷”的手段，雖然依托的公益環境有所變化，但同2012年曝出的“中華學生愛眼工程”等，“借公益名、行商業事”的負面事件底層邏輯相似。
由此，一個更深入的信息開放與公眾教育環境，亟待公益行業連同更廣大的社會力量一道建設。
滿天星公益與騰訊公益的這次嘗試，是公益行業在透明公益上的又一創新：“每一位參與捐助的愛心網友， 都有機會成為公益事業的‘股東人’，對自己捐助的項目行使監督權利、履行推進義務。”
“我是去年在朋友圈看到滿天星的項目， 先捐了20 塊， 現在成了月捐人。”“股東”小荷CF表示，“能有這樣一種形式獲得反饋， 看到自己的錢去了哪里， 感覺很安心。”
“股東”童梅蘭也有這樣的感觸。“參與騰訊公益快一年了，5個項目，定期會有提醒披露情況”，她感嘆，“會議的形式還是第一次收到。”
“股東人”大會上，除了善款去向、項目成果之類的主動公開項目外，一些尖銳的問題也通過“股東”們之口涌向梁海光：
“你們是怎么選擇書籍的？是否遭到校方的質疑？”“機構30 多名全職員工是怎么分工的”“除了建立圖書館，你們還有沒有其他方式讓孩子獲得閱讀資源”......
角色的轉變或強調，帶來的實質影響還有待持續觀察。
但就此次“質詢”中梁海光回答的內容來看，這也是不經意間對“股東”們的一次公益通識教育。
例如：公益需要成本，公益人也要面對柴米油鹽，好的閱讀項目需與學校建立價值觀上的統一，圖書的選擇需要有專門的人進行研究和推進，捐贈人與公益機構之間需要互信與理解等等。
一些細節披露的效力甚至高過苦口婆心的勸導。“股東”掃地僧表示，“聽梁老師這么一說，我也想做公益人”；123木頭人則在評論區直接發問如何加入其中，后續多位“股東”“+1”附聲，表達了實際行動的愿望。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認為，這種形式，可以幫助捐贈者了解每一分錢去向，讓項目從透明到“暴曬”的同時，也能夠讓捐贈人掌握理性、科學鑒別公益項目的方法，從而更好地做公益。
在這背后，騰訊公益的努力也十分重要。該平臺負責人劉琴表示，騰訊公益正持續在籌款能力、公益項目質量和透明度等方面進行升級，希望通過行業自律和互律，共同倡導更為良性的捐贈文化。
“批評是公益人精進的方向，普通人的認可是公益人前行的動力。”公益“股東人”大會主持人余和謙說道。
騰訊公益方面希望嘗試借鑒股東制度這樣的現代管理文明，讓捐贈者發揮 “主人翁”精神， 履行對項目的關注和推動義務， 深度參與到公益項目中來， 從而幫助機構更常態、立體、有效地呈現項目的執行進度和透明度。
從“透明”到“價值共建”，平臺方、機構、公眾等各方需共同打通玻璃幕墻，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4月8日是滿天星十周年生日會，梁海光自述最大的心愿就是讓滿天星人活的更體面一些，能讓更多優秀的人才來到這個行業。
或許這次“股東人”大會是個契機，在更系統、坦誠、開放的公益環境中，理解不請自來，愿望的實現也必定不遠。
（梁曉璇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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