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ESG評級正處在起步階段，評評級評級機構的態的提高資質能力、評級體系的當務合理性、評級結果的急質量可靠性等都有待市場檢驗。
如何有效開展ESG評級，信披如何與國際評級機構同頻對話，丨解國是碼中否需要建立中國本土的ESG評價體系，這些都是評評級推動中國ESG評級生態健康發展所必須回答的問題。
在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施懿宸教授看來，態的提高ESG評級是當務對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一種信用評價，是急質量讓ESG理念作用于投融資決策的必然步驟。由于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的信披不同，不同評級機構對同一企業的丨解國評級結果也就會存在差異。
未來隨著市場的碼中發展和監管的介入，不同機構之間的評評級評級差異會縮小。但當務之急不是監管ESG評級機構，而是促進提升企業ESG數據披露的質量。
南方周末：ESG評級是ESG發展生態中的一環，國內外也不乏對ESG評級的爭議和質疑，你如何看待ESG評級？
施懿宸：作為一種投資理念和決策程序，ESG用于投融資需要三個步驟。第一步是ESG數據披露，這是評級的基礎；第二步是判斷這些數據背后的企業實踐水平，這時就需要企業和投資機構之外的第三方機構對ESG數據進行評級評價，把數據轉換為“成績單”；第三步是金融機構將這些評級評價結果作為投融資決策的參考。
因此，與基于財務表現的信用評級相同，對企業ESG績效進行評級就是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信用評價。不過與信用評級相比，ESG評級的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因此存在爭議就在所難免。
南方周末：當前國內的ESG評級發展情況如何？
施懿宸：這幾年市場上提供ESG評級服務的機構增多。我所在的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從2016年就開始做ESG評級。
國內ESG評級現在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沒有針對評級機構規范發展的自律組織或監管部門的介入，因此評級機構的專業性、獨立性等無法保障，這涉及評級資質的問題；二是多數企業對ESG評級的認識還比較欠缺，因此也不知道應該找哪些機構進行評級評價。
評級面臨的突出挑戰是數據問題。數據是開展評級的基礎，數據質量對評級工作和評級結果有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上市公司的ESG數據披露質量在規范性、可比性等方面都有待提升。大多數企業通過發布ESG報告披露ESG數據，在沒有強制性披露要求的情況下，數據披露的真實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企業自覺，評級機構如果要開展盡調，成本是非常高的。
南方周末：ESG與中國高質量發展之間是否存在關系？是否需要建立中國本土的ESG評級體系？
施懿宸：ESG與高質量發展，兩者在理念內涵和追求目標上具有一致性。
在理念上，高質量發展要求改變過去先發展后治理的模式，其中的核心是不能把發展的負外部性轉移給社會和環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對新發展模式的要求。ESG的基本要求是合規，要求企業不能把生產經營成本轉嫁到外部相關方，并且在當前供大于求的市場格局下，要提高供給質量，從生產到營銷都要開展更負責任的商業實踐。
在目標上，兩者都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追求高質量發展還是提升ESG績效，都必須通過技術驅動來實現。因為，相比過去先發展后治理的模式，高質量發展或ESG經營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投入，只有通過技術創新才能實現質量提升的同時，最大限度降低成本。這也可以看作兩者的相同之處。
是否需要建立中國本土的ESG標準和評級體系，其背后是ESG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發展階段會產生不同的ESG標準。
2016年我們在做ESG評級體系時就考慮了這個問題，比如把“黨建”放到治理維度，把“扶貧”放到社會維度。各個國家有自己的國情，肯定需要能夠體現自身特色的ESG指標。
但對于是否需要建立中國本土的ESG標準和評級評價體系，我仍然認為，我們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即否定國際體系，以建立自己的獨特體系，這種觀念不可取。
因為我們仍然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體系當中，中國企業仍然需要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合宜的觀點和表述應該是“讓國際體系融合中國特色”，而不是“用中國體系代替國際體系”。我們要告訴國際評級機構和投資人，國際評級機構的指標應該更具包容性，應該考慮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階段。
南方周末：一個合理的ESG評級體系應該體現哪些原則？
施懿宸：ESG概念最早由聯合國系統提出，與全球契約十項原則等聯合國有關增進人類福祉的倡議密切相關。因此合理的ESG評級評價體系首先要具有維護和促進人類文明的價值取向，評價指標的設計和導向要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有支持作用。
其次，評級的工作模式要盡可能客觀中立，評級機構充當裁判的角色，要盡可能站在企業和投資機構中間，給出公允的評價。
第三，評級體系要體現專業性，這包括指標體系和評級評價方法的科學性。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不同機構ESG評級結果之間的差異？
施懿宸：不同的評級體系和方法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因此，不同評級機構對同一企業的評級結果有差異，有其合理性。
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評級機構所重視的ESG議題就會有所不同。而即使議題相同，議題的重大性也就是權重也可能不同。即便議題相同，權重也相同，議題下的具體指標也會有差異，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指標和發達國家的環境指標肯定存在差異。再退一步看，就算議題、權重、指標這些都相同，最后還可能有匯總計算方法的差異，比如有的機構采用正態分布，有的采用均勻分布。這些方面的差異，都會造成評級結果的不同。
對投資人而言，不同的評級結果都是參考，如何使用，取決于投資人的選擇。這就像買方的信用評級一樣，有的券商說這只股票可以買，有些券商說不能買，投資人最終需要自己判斷。
目前ESG評級處在百花齊放的階段，不同機構的評級結果有差異，這是合理的。隨著不斷發展，經過監管部門或自律組織對披露和評級的規范，評級機構之間的差異會縮小。
南方周末：是否需要對ESG評級進行監管？
施懿宸：需要，這關涉評級資質和行業規范發展。開展信用評級服務是需要申請資質的，對ESG評級機構進行監管的目的就是要篩選出值得信賴的評級機構，避免評級市場出現劣幣逐良幣的現象。歐盟現在就對評級機構有監管要求。
國內目前對ESG評級機構還沒有這樣的要求，因為國內ESG評級生態的當務之急是提高ESG信息披露質量，信披的問題沒有質的改變，對評級機構進行監管就缺乏實質性。
南方周末：你曾做過惠譽和穆迪ESG評級的比較研究，這些國際機構的ESG評級有哪些特點？國際機構的評級是否準確反映了中國企業的ESG績效水平？
施懿宸：惠譽、穆迪都是信用評級機構，他們評價企業ESG績效時也是從信用的角度去看，即看長期表現。
我認為在國際機構的評級中，大多數中國企業的ESG績效被低估了，原因就在于國際機構的評價指標與中國企業的實際情況的適應性還有待提升。中國企業在黨建活動中實施的反腐敗反賄賂，在鄉村振興中開展的社區投入等，這些在國際機構的評級指標中都沒有很好地被反映。所以，我認為沒有真實反映中國企業的ESG績效水平。
南方周末：全球ESG評級有哪些趨勢？
施懿宸：有兩點比較重要：一個是評級機構如何識別出存在“漂綠”“漂ESG”的企業。前面我們說過，合規調查的成本很高，評級機構要甄別企業數據的真實性，是很困難的。
另一個是評級機構要提升評級的透明度。一些國際機構如明晟（MSCI）就公開了他們的評價體系。透明度是贏得公信力的重要方面。
南方周末：對構建中國ESG評級生態有哪些建議？
施懿宸：首先還是要把信息披露工作做扎實，這是評級的基礎。這就需要監管部門發力，制定披露規范和標準，建立激勵和懲戒制度。特別是要有罰則，像財報一樣，對ESG數據造假、不規范披露等行為有“長牙帶刺”的約束，建立和維護ESG信披工作的嚴肅性。
其次是規范評級機構的發展，可以是發放資質，或建立相應的管理辦法，設立準入門檻，對評級機構的專業能力有基本的要求，比如必須有自己的ESG數據庫，必須開展過ESG服務且得到市場認可等。
最后，對企業而言，ESG評級是反映企業ESG績效的成績單，因此，可以通過評級找出不足和短板，持續改進，以不斷提升發展質量和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