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觀音菩薩，流行至今當代人腦海里馬上浮現出來的杭州化符號形象，大概是石窟86版《西游記》或者《新白娘子傳奇》里的形象，身披白色披風，年前披風搭于寶冠之上，創(chuàng)造且與外衣一體連綴。流行至今其實，杭州化符號從佛教傳入中國開始，石窟觀音的年前形象一直在演變。電視劇里的創(chuàng)造這種白衣觀音形象，被學術界稱為“江南式白衣觀音”，流行至今它的杭州化符號最終定型，便是石窟在江南的吳越國時期。
如今人們在杭州西湖西面的年前群山中，可以看到一尊完整的創(chuàng)造吳越國時期的白衣觀音造像。這尊觀音立于煙霞洞洞口，躲過了方臘的攻打、太平天國的城池陷落、“文革”以及諸多天災，依舊姿態(tài)溫婉，楚楚動人。
宋元之前的杭州，已經成為“東南佛國”。五代十國時期的割據政權吳越國，將國都定于杭州，歷代吳越國主均大力扶持佛教，遂使杭州的寺、塔、造像的營建臻于鼎盛。吳越國時期的現存石窟，幾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邊，其中部分造像屬于錢氏王家敕建，“可以說吳越國佛教石窟造像，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皇室資助開鑿的造像群。杭州可稱為10世紀以后中國石窟造像的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嘉勵說。
吳越國的石窟造像在全國石窟造像中有著獨特的地位。不僅有像白衣觀音這樣風靡全國的形象，大肚彌勒、十八羅漢等普通人耳熟能詳的佛教人物均創(chuàng)始于吳越國時期。這個割據政權所創(chuàng)造出的這些文化符號，隨著杭州在兩宋時期地位的抬升，成為了影響至今的流行文化。
然而，鄭嘉勵發(fā)現，吳越國時期的佛教造像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并沒有被人們完全認識。就拿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飛來峰造像”來說，它里面歸并了大量不屬于同一時期的造像，特別是歸并了屬于吳越國時期的“南山造像”，這就往往給游客和訪古者造成了認知混亂。鄭嘉勵認為，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是對吳越國的研究“不夠深入”。
九曜山第2號龕。 （受訪者供圖/圖）
2024年，《浙江石窟造像調查報告》出版，這源自2020年11月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的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工作。
那是一次對全國石窟資源的大摸底。各省的野外調查大致在2021年上半年結束，而《浙江石窟造像調查報告》是全國各省至今出版的第一本調查報告，截至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本。
相對于山西、河南、甘肅、新疆，浙江不是一個石窟寺資源的大省。但是在南方，浙江和四川的石窟造像資源相對比較豐富。
從數量上來說，浙江有一半的石窟造像集中在杭州；從文物等級來看，浙江絕大部分高文保等級的石窟造像都在杭州。盡管杭州的石窟造像從晚清民國時期就留下了很多照片，前人也做過較為系統(tǒng)的采錄和研究，但是在全國石窟寺專項調查中，專業(yè)人員還是發(fā)現了此前沒有被注意到的重要信息。
浙江的石窟寺專項調查小組根據地域分成四個組，第一小組專門負責杭州地區(qū)。鄭嘉勵和浙江博物館吳越國歷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都在第一小組，利用這次實地調查和文獻梳理的機會，他們對杭州吳越國時期的石窟造像有了更深的理解。鄭嘉勵說，他們這次做調查的時候，特意把飛來峰的造像按照年代分開來調查，哪些造像屬于吳越國、哪些屬于北宋，把年代弄清楚，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前提。
而對于杭州的普通市民來說，盡管不懂那么多石窟造像的門道，但杭州的石窟離城市很近，他們每天與石像擦肩而過、對視，甚至可以撫摸。
緊鄰西湖北岸的寶石山，是很多杭州人每天晨練的地方，到寶石山看日出，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項目。當人們走過寶石山山徑的時候，總會路過一片殘損的石窟造像。長期以來，學術界一般認為寶石山上的造像是明代造像，價值不高，但經過近些年的仔細辨認，發(fā)現可能有元代造像，甚至還發(fā)現了一處宋代題記。
煙霞洞第26龕白衣觀音像。 （受訪者供圖/圖）
“讀書只是給人知識，但是實地的踏撫才是體驗，知識和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鄭嘉勵用他對法國童話《小王子》的理解來解釋人與造像的關系。
《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本來與人沒有關系，是因為小王子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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